人,贵在有一点精神,陈景润的血液里,流淌的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不甘屈服铁骨铮铮的气质。他没有丝毫奴颜和媚骨。
成名后的陈景润,却在一个特殊的场合哭了,而且哭得那么伤心。
1984年,美国数学家到中国访问,主动要求拜访陈景润。陈景润在数学所接待他。当时,盛传苏联人已经攻克了哥德巴赫猜想的(1+1),陈景润得到这一消息,很是伤感。座谈中,谈及这个问题,美国数学家告诉他:这是误传。客人礼貌而谦恭地解释说:“这是不可能的,世界上如果能算出(1+1),第一个应当是你。”陈景润听了,后来经过有关部门核实,这一消息确系误传,陈景润一颗心才稍为平静了些。
恰似登山比赛,当人们得知陈景润已经算出了(1+2)以后,全世界有志气的数学家,都把前进的标尺定在(1+1)。冲刺峰顶,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光荣和自豪。已在这一领域中遥遥领先的陈景润,怎肯轻易把这一殊荣拱手让给他人。
从70年代初期开始,陈景润就横下一条心,要尽全力拼搏,争取为这场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跨世纪之战,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转眼十年过去了,三千多个日日夜夜,无声地消融在杳无踪迹的跋涉之中。路,在何方?“梯子”在哪里?回首往昔,莫名的惆怅和感伤,情不自禁地浮上心头。
播种,耕耘,收获,遵循劳作的常规法则,能够在付出艰辛之后,得到应有的成果,自然是一种幸运和安慰。这场攻克(1+1)的世纪之战,其深刻和悲壮之处在于,它超越了一般劳作的常规法则,并不以艰难竭蹶的付出,作为衡量收获的标准。科学的严酷在这里表现得如此的冷峻无情,百分之百的付出,而收获往往是苍白无奈的零。
能出现“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奇迹么?陈景润曾无数次期盼过,从冬盼到春,从黑夜盼到天明,当失望如日复一日的平庸,几乎把心灵磨出老茧的时候,最刚强的汉子也会为蹉跎岁月而感到深深的忧伤。
陈景润十分清楚自己所处的环境和地位。他不是那种急流勇退的人,他在取得辉煌之后,不像那些在体坛上荣获世界冠军奖牌的选手,有资格从容而体面地举行告别体坛的盛宴,然后去开拓另一片崭新的天地。他给自己定的人生座标,是攻克哥德巴赫猜想(1+1),这才是真正的“世界冠军”,为此,他自觉地破釜沉舟,断了退路。只要生命还存在一天,他就要不懈地走下去。这种“傻”劲,与生俱来,不可移易。
多年来,世界各国的数学家都严密地注视着中国,注视着神奇的陈景润。外国人很长一段时间不理解,凭着一支笔和几麻袋的草稿纸的中国人,怎么有如此的能耐捧走举世瞩目的(1+2)。而陈景润更是瞪大了眼睛,注视着世界数学界的动态。苏联、美国、法国、德国,甚至同是东方的日本,都有一批世界级的数学大家,强手如林,竞技场上,鹿死谁手,实在是难以断定。世界如此之大,不知道哪一天会从一个并不出名的地方,突然杀出一匹黑马,令所有的数学大家们都目瞪口呆,利索地把皇冠上最璀璨的明珠摘走,这种传奇式的事情,科学史上已不算新鲜了。
必须赶快做,抢在洋人的前面,抢在生命之旅的前面,一种强烈的紧迫感,一次次叩击着陈景润的心弦。他不敢懈怠,也无法懈怠,一天当做二天甚至三天来用,对他已是习以为常了。
1984年的夏天,一位德国的数学家访问中国,他慕名找到陈景润。他们谈得很投机,坦然相谈,他们一起讨论攻克哥德巴赫猜想问题,说着说着,陈景润哭了,而且哭得很伤心。来访的外国朋友并不感到突然和意外,只是静静地坐在一旁,仿佛,在细细体味这位东方数学奇人的心境;仿佛,在默默分担这位数学同行的焦急和忧虑。陈景润的助手李小凝也端坐一旁,他没有劝解,也不知道怎样劝解这位老师辈的数学巨匠。这是他第一次看到陈景润流眼泪,听到陈景润那令人心碎的哭声。是痛感自己经过十年苦斗,毫无进展而悲伤,还是......?
事后,人们也没有去问陈景润。人们只是发现,陈景润仍是一如既往,匆匆地走进数学所那被称为“二层半”的资料室,他坐的位置是固定的,靠窗桌子前的第一个位子,即使他没有来,人们也很少去坐它。只是人们已经深深了解他的习惯,一钻进资料堆中,就舍不得出来。每到下班时分,值班的同志都要细心地去搜寻一遍,以免重演把陈景润反锁进资料室中过夜的事情。
陈景润在加快速度,在用自己生命的最后力量,去迎接那个世界数学家期盼了两个多世纪的神圣日子。长期苦战,他已经在疲惫之余,感到身体的不适。一到冬天,特别怕冷,从脊梁骨中感到透心的冰凉,视力也开始下降,只有那颗不泯的心,还是炽热的。
陈景润开拓了数论研究中一个崭新的时代。他那瘦弱的身影,几乎凝聚了全世界所有数学家关注倾慕的目光。自负的日本人,对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称道两位数学奇才:一位是祖冲之,一位便是陈景润。他们由衷地在这两位中华俊杰面前顶礼膜拜。
可惜的是在他生命最后的十多年中,帕金森氏综合症一直在困扰着他,使他长期卧病在床而不能实现夙愿。但最终解决哥氏猜想(1+1)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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