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写陈景润,伍修权让徐迟下定了决心。 1977年10月,《人民文学》杂志社得到一个消息,全国科学大会将要召开。科学大会的召开,预示科学的春天即将到来。我们深受鼓舞,同时也就想到了自己应负的责任和使命。作为—家全国性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如能在这个时候组织一篇反映科学领域的报告文学,读者一定会喜欢看的,同时也可借此推动思想解放,呼吁人们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
然而,写谁好呢?又请谁来写呢?编辑部就这两个问题展开了讨论。对于报告文学来说,选题和选作者同等重要,如果两者都选准了,这篇作品几乎可以说就成功了。
突然间,我们想起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个叫陈景润的数学家的故事。一个传言是,美国有一个代表团来访问,见到我国领导人就问陈景润。领导就让人找,结果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找到了,说这个人是个“怪人”,是走“白专”道路的,有许多不食人间烟火的笑话和“自私”的行为。 但是,我们了解到,“哥德巴赫猜想”在国际数学界是一个大难题,陈景润在国内没有刊物发表论文的情况下,把论文偷偷寄到国外发表了,引起国际数学界的重视,是很了不起的。邓小平在1975年整顿期间得知陈景润的情况后说:“中国能有1000个陈景润,就了不得了。”我们一致认为,就写陈景润吧!不管怎样,他是有贡献的。
把这个选题确定下来以后,我们又开始考虑,请哪个作家来写比较好。这时,大家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徐迟。徐迟是诗人,也是散文家和翻译家。1964年,他曾在《人民文学》发表过一篇名为《祁连山下》的报告文学,该文写的是敦煌的大艺术家常书鸿,这是一个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而且,他写李四光的报告文学《地质之光》,也即将在《人民文学》发表。那时作家写工农兵的比较多,写知识分子的比较少,因此大家一下子就想到了徐迟。
我以前和徐迟就认识,所以杂志社让我和他联系。徐迟原来在《诗刊》做副主编,后来响应中央的号召“作家到火热的生活中去”,连编制也转到了湖北省文联。我在电话中先问候了他,他告诉我身体还好。我告诉他我们的打算,徐迟说单位正要动员他退休,他准备回老家浙江湖州南浔镇看房子,如果要他做这个事,就必须跟单位打招呼。我说:“可以,我们借调你出来。”他说,能这样那我当然太高兴了。
我跟他们单位的领导说明了这个事情,由于《人民文学》是全国性刊物,单位也表示支持。我告诉他单位同意了,他很兴奋,但是对写陈景润,他只是说“试试看”。我说我安排你住招待所,他说不用,我住亲戚家。两天后,他就到了北京。
这时,一位老同志的意见让徐迟下定了决心。那位老同志说:“陈氏定理,了不起啊!应该写。”这位老同志是谁呢?我事后才知道,原来是徐迟的姐夫、解放军总参谋长伍修权将军。徐迟到北京后就住在他家。
不像传说的那样“傻”、“痴”,陈景润很有政治头脑
徐迟下决心写之后,我马上与科学院电话联系。我说明来意之后,接电话的人委婉地说,我们科学院有很多又红又专的科学家,陈景润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你们写出来以后怎么作为典型宣传?他表示要向领导汇报。当时中国科学院的领导方毅思想很开明。我又跟他的秘书联系,秘书告诉我方毅同意写。我就与数学研究所第五科室联系,党支部书记李尚杰很热情,他表示欢迎我们到数学所。
1977年一个艳阳秋日里,我陪同徐迟到了北京西郊中关村的中科院数学所。李尚杰接待了我们,他是一位深受科学家爱戴的转业军人干部。陈景润对他更是百般信赖,什么心里话都对他说。他说小陈人挺好的,可能外面传言说他有一些怪毛病。我这里有很多资料,你们先看一下,然后他就出了办公室。
过了一会儿,李尚杰回来了,后面还跟着一个人,穿一身蓝色的棉制服。他个儿不高,戴着一个棉帽,一张娃娃脸红扑扑的,显得很年轻。李尚杰说,这就是陈景润,然后介绍了我。我给他介绍了徐迟,陈景润说,徐迟,我知道,他是诗人,我读过他的诗。两人很快拉近了距离。
我们说明来意后,陈景润像小孩一样发出了连珠炮,说不要写我不要写我,要写敬爱的华主席、敬爱的叶副主席、敬爱的邓副主席、敬爱的李副主席……
徐迟笑了,就说我不是写你,是来写数学界,来写四个现代化的,但是要采访你。陈景润说那行,我一定给你提供材料。他说话用的都是书面语言,没有自己的说话习惯。
于是,我们便随意交谈起来。徐迟问陈景润“哥德巴赫猜想”攻关最近进展情况如何?他说:“到了最后关头,但也是难度最大的阶段。”他说看到叶剑英元帅最近发表的《攻关》一诗,很受鼓舞。说着,他就顺口背诵出来:“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背诵完了,他充满信心地说:“我要继续苦战,努力攻关,攀登科学高峰。”
我们又问陈景润最近还在考虑什么问题。他说,不久前收到国际数学联合会主席先生的一份邀请函,邀请他去芬兰参加国际数学家学术会议,并作45分钟的学术报告。据主席先生在信中介绍,出席本次会议的有世界各国学者3000多人,但确定作学术报告者只有十来名,其中,亚洲只有两名,一个是日本的学者,另一个便是他。他觉得事关重大,便将此信交给了数学所和中科院领导,当时,中科院领导接见了他和李尚杰,亲切地对他说,你是个大数学家,国家很尊重你,这封信是写给你的,由你考虑去还是不去,考虑好了,你可以直接回信答复,告诉我一声就是了。
这使陈景润很受感动,领导这么信赖他,科学院这么关怀他,他从内心里感激!回到所里,经过一番认真考虑,并作了一些调查研究之后,他很快写了一封回信。他信里大致有三点内容:第一,我国一贯重视发展与世界各国科学家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友好关系,因此,我感谢主席先生的盛情邀请;第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个省,而目前台湾占据着国际数学联合会的席位,因此,我不能参加;第三,如果驱逐了台湾代表,我可以考虑出席。回答是何等富有原则而圆满!简直出乎我们的意料!他绝不像传说的那样“傻”、那样“痴”,而是一个很有政治头脑的科学家。
他还向我们述说了一些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残酷批斗的惨状,以及他如何施计躲避参加斗争他的老师华罗庚教授的情景。
听到这些令人感动的故事后,我和徐迟增进了对他的了解,消除了某些误解。当然他也的确有些怪癖,但多半属于性格所致。徐迟动情地悄声对我说:“周明,他多可爱,我爱上他了!就写他了。”
当晚,我安排徐迟住进中关村科学院招待所后,立即返回城里,直奔东总布胡同46号张光年家,当面向他述说了当日我们的感受。张光年当时是《人民文学》杂志主编,他饶有兴味地听着,还不时提问。考虑片刻,他斩钉截铁地说:“好哇!就写陈景润,不要动摇。你转告徐迟同志,我相信他会写出一篇精彩的报告文学,就在明年一月号《人民文学》发表。”张光年的果断拍板,促成了《哥德巴赫猜想》的问世。
作家“阴谋”闯进陈景润那6平米的宿舍
为了写好这篇报告文学,徐迟进行了深入采访和大量调查研究。徐迟买了一本马克思的《数学手稿》,他还先后阅读了《中国古代数学史》,华罗庚的名著《堆垒素数论》、《数论导引》等。读不懂,他就向数学家请教。这期间,他花了很多工夫“啃”陈景润的学术论文。我说:“好懂吗?”他摇摇头说:“不好懂,但是要写这个人必须对他的学术成就了解一二。虽然对于数学,不能叫都懂,但对数学家本人总可以读懂。” 徐迟住在中关村,白天黑夜都排满了采访日程。有讲陈景润好的,也有对陈景润有看法的。讲好的、讲坏的,正反两方面意见徐迟都认真倾听。他说:“这样才能做到客观地全面地判断。”
有天,徐迟在食堂吃饭,有位女同志知道他是来写陈景润的,便直言劝他:“别写陈景润。科学院、数学所的优秀科学家多的是,干吗非写陈景润!这可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写写数学所的杨乐、张广厚多好啊。”
当然,采访中赞成写陈景润的人也不少。
在数学研究所,徐迟去了陈景润经常出入的图书馆,去了他的办公室,跟他一起进食堂,一块儿聊天,还去看了“文化大革命”中陈景润被毒打滚下楼来的那个楼梯。很快,他和陈景润成了知心的朋友。陈景润原本自我保护意识很强,这时候打开心扉,同徐迟说了很多心里话。
但是我们唯独没有看到过一个重要的地方——陈景润解析“哥德巴赫猜想”的那间6平方米的房间。如果不看看这间小屋,势必缺少对他攻关的环境氛围的直接感受,那该多遗憾!为此,我们一再向李尚杰表达这个小小的愿望。李尚杰说:“小陈可是从来不让人进他那间小屋的!他每次进了门就赶紧锁起来,使得那间小屋很神秘。我倒是进去过,如果你们要进,只能另想办法。要不,咱们搞点‘阴谋诡计’试试看。”
经策划,有一天,我和徐迟、李尚杰三人一同上楼。临近陈景润房间时,李尚杰去敲门,先进屋。我和徐迟过了十分钟后也去敲门,表示找李尚杰有急事。陈景润还未反应过来,李尚杰就抢先给我们开了门,来了个措手不及,我和徐迟迅速跨进了屋。陈景润只好不好意思地说:“请坐,请坐。”其实,哪里能坐呀!我环顾四周,室内只有一张单人床、一张简陋的办公桌和一把椅子。墙角放了两个鼓囊囊的麻袋,一个装的是他要换洗的衣服,另一个全是计算题手稿和废纸。办公桌上除了常用的一小片地方,其余桌面上落满了灰尘。他有时不用桌子,习惯将床板的一角褥子撩起,坐个小板凳趴在床上思考和演算。
徐迟通过深入采访,经过一番梳理、思索和提炼,反复斟酌,几番修改,终于完成了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我和他一起讨论并请李尚杰来订正了一些事实。徐迟把稿子改好以后,我送交给了张光年。他看了以后连声说好。
1978年1月,《人民文学》以醒目的标题,在头条刊发了《哥德巴赫猜想》。这篇报告文学把一个“畸形人”、“怪人”还原成了一个正常人,颠覆了以往报告文学以工农兵为主角、塑造高大全的人物形象的做法。它在塑造科学家形象方面走在了时代前列,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
科学的春天到来了
《哥德巴赫猜想》一经问世,立即引起读者热烈反响。许多人争相购买和竞相传阅,各地报纸、广播电台纷纷全文转载和连续广播。有人格外喜欢文中第六节对“文化大革命”尖锐批判的精彩描写,有的人甚至能够背诵出来。当时,中央关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尚未作出,而人们积压已久的愤懑被徐迟痛快地说了出来,这正是徐迟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政治敏锐。
一时间《哥德巴赫猜想》飞扬神州大地,几乎家喻户晓。陈景润也因此名声大噪,天天都有大量读者来信飞往数学所。过了几个月,我和徐迟再去数学所看望陈景润时,他指着堆满办公室的若干满满当当的麻袋,既兴奋又忧虑地告诉我们:“这么多的来信叫我怎么办呢!”起初少量来信,他还回得过来,成麻袋成麻袋的就不好办了。他觉得不回信,对不住热情的读者,也不礼貌,可要一一作复实际上又不可能,他因此感到不安。
其中,还有些信是—些女孩子写的,有的对他表示同情,有的表示爱慕他,愿和他结为伴侣,照料他的生活,还有附寄了照片的。陈景润很善良,也很纯真,这类信,他说都放在一起,锁起来,免得有人利用。
在一片赞誉之中也有不和谐的声音,有人投书《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发出了这样的疑问:陈景润算不算又红又专的典型,宣传陈景润会不会使青年钻研业务不问政治走偏方向?
回答这个问题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中国青年》杂志发起了“在青年中可不可以提倡学习陈景润”的讨论。《中国青年报》刊登了评论员文章《为了四化要又红又专——从陈景润谈起》。文章认为,陈景润为了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不畏艰难困苦,顽强坚持攻关,这就是红。
1978年3月18日,陈景润和6000多名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科学家一起来到了人民大会堂,出席全国科学大会,陈景润和他的老师华罗庚教授一起坐上了主席台。
在大会上,邓小平说: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就是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们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摘掉了“白专”帽子的陈景润被请到台上作典型发言,又作为著名科学家代表受到党中央领导接见,陈景润和邓小平握手的照片也成为那个时代的见证。 科学的春天到来了,知识和科学得到了应有的尊重。思想解放的冲击波开始震撼人们的心灵。
摘自《百年潮》 2008年第10期 周明 文
天天新报 2008-1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