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逼”我还债,一下把我点醒了。

首届中国最高科技奖得主吴文俊,研究工作涉及代数拓扑学、代数几何、博弈论、数学史、数学机械化等众多学术领域,他对数学的主要领域———拓扑学的某些领域,做出了奠基性贡献。他的“吴公式”等成果,是20世纪50年代前后拓扑学的重大突破之一,成为影响深远的经典性成果。后来又开创了崭新的数学机械化领域。他的成就缩短了中国现代数学与国际上的差距,他是我国最具国际影响的数学家之一。

可吴老告诉记者:当初要不是陈省身,自己差点“误入歧途”。

 吴文俊:不错,是陈省身决定性地影响了我一生。我一直对数学感兴趣,可抗战爆发被迫中断,学习研究脱离正轨,当时精神很痛苦。抗战结束后,1946年,一位亲友知道我的爱好,就鼓励我直接去找陈先生,说他是个学者不会见怪。于是,我就上陈先生家拜访了,就在上海徐家汇附近一条弄堂里。

 

记者:当时陈先生已很有名了吧? 

吴文俊:他1943年到美国普林斯顿研究院,与爱因斯坦成了同事,很快便完成平生最得意的“高斯—博内公式”证明及构建陈氏理论,为大范围微分几何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工具,成为整个现代数学的重要构成部分。由此,1946年大数学家霍普夫在《数学评论》写文章说,“微分几何进入新时代。”可以说,陈先生那时就在国际上成了大名,当之无愧的中国数学第一人。

记者:和这样一位素不相识的大名人相见,您当时心里忐忑吗? 

吴文俊:也没什么,他的态度一直很和蔼,谈话时,他翻了一下我送上的数学研究心得,就指出我的方向不对。 

记者:怎么不对? 

吴文俊:抗战8年我自己摸索,结果陷在数学名词的倒来倒去之中,钻进了牛角尖。陈先生一句话,把误入歧途的我拉回来走到今天,这是我一生的转折点。

那次见面,当时谈的时间相当长,主要是问我的情况,我记得我当时说想加入他领导的数学所,但他没明确表态。一直是到临别,送我到门口,他忽然说了句:“你的事我会记在心上的。”没几天,通知来了。 

记者:通知来了,去干吗? 

吴文俊:先生让我到图书馆看书,就“不闻不问”了。直到一年后,突然有天找我,叫我“还债”,我当时莫名其妙(笑),我又没有欠谁的钱,还什么债?陈先生就解释说,你看了那么多人家的研究成果,吸收了人家的东西,就是欠了人家的债,现在你自己也得做出东西来,还给别人。这个说法,绝!(大笑、咳嗽)这是陈先生的创造,我从没听谁这样说过。只是,本来我很快乐地一天到晚泡在图书馆,这一来,陈先生逼我做学问,弄得我很伤脑筋了(笑)。

记者:高明的大师大概就是这样子吧,关键点一下?

吴文俊:对对,一下把我点醒了。我想他这个“还债”,也适用于所有搞研究的,适用于现在的年轻人。 

一事“纳闷”半世纪 

跟了先生一年多时间,陈先生就把吴文俊推荐给法国数学家,可安排他去的地方却不是巴黎,而是法国边境的斯特伦斯堡,这让他有点纳闷———为什么要送他去那么一个不见名的小地方? 

吴文俊:当时我真不懂,直到几十年后,他回国定居天津南开,和我说那儿比较清静,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学问上,这才把我当年的纳闷解开。两件事一联系就明白,这是他很重要的一个方针———去清静的地方,专心致志做学问。

记者:让您去法国小地方留学,是记忆至深的一件事?  

吴文俊:对先生的记忆至深,还有许多。比如说吧,那时在数学所,有次我自己看书,看到一个名词叫“纤维丛”,不懂,一次谈话中偶然问起,没想到,陈先生异常高兴,他知道这是几何一个关键词,说我开始触及核心了,于是拿了大量他自己的笔记出来,密密麻麻全是这方面的国外文献,毫无保留给我看。他这种善于帮人的艺术,特别对年轻一代的满腔热忱,是大师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