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中,陈景润还在继续他的数论研究

重回数学所的陈景润,恰似矫健的雄鹰,在数论的蓝天中搏击风云,巡视日月,只要被他发现目标,便以闪电般的迅猛,发起攻击,且屡屡告捷。

  他仍是当年那种模样,穿一身已经褪色的蓝大褂。9月,北京尚是秋高气爽,他却是全身披挂了:头戴护耳的棉帽,一只朝上,一只懒散地耷拉下来,布质的大衣,松松垮垮,袖口手肘处都已变白,露出破绽。腋下也破了,有棉花露出来。他身体不好,怕冷,时常把手笼在袖子里。眯起眼睛,看见熟悉的同事,忙打招呼:“谢谢!”他在数论中令人惊叹的战绩和他的外貌、神态,形成强烈的反差。一方是斗士,一方却像个破落的流浪汉。

   

1962年第12期的《数学学报》上发表了陈景润的《给定区域内的整点问题》。全文气韵非凡,颇有空山绝响、声震环宇之势。1963年,他又在《数学学报》发表了《圆内整点问题》的论文,此文以大家之风,改进了华罗庚的结果。

  陈景润成了数学所出名的怪人,话很少,有时,会不声不响地站在同事的后面,看人家在做什么。别人看他个子稍小,眼睛却不乏锐利,只须看一眼,就把你做的课题看个一清二楚,就在你正为那个课题熬尽心血而不得其解的时候,陈景润的论文已经赫然印成铅字,公诸于天下了。于是,那每一个字都仿佛幻成了嘲弄的眼睛,直瞅着你,让你气得七窍生烟。这种带有孩子气的恶作剧,不止一次。有了他,别人的研究工作经常成了无用功,结果,不少人都思忖着改行,改变研究方向,以免和陈景润撞车。这个来自福建的外表邋邋遢遢的汉子,厉害得让人可怕、可恨,却又奈何他不得,或许,正因为如此,陈景润无意中得罪了不少人,“文革”大乱,人们乘机毒打他,妄图置之于死地而后快。“枪打出头鸟”,“出头椽子先烂”,“者易折”,这些民间谚语都应验在他头上了。这确是有深刻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的。

  他一介书生,全然不懂这些世俗,仍是全神贯注地做他的数论研究。一个脱俗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时是很孤单的,陈景润无暇去想这些,在经历了几场鏖战之后,仿佛是攀越群山峻岭,终于看到美丽至极的顶峰在向他微笑了,这就是攻克梦寐以求的哥德巴赫猜想。

  陈景润从什么时候开始向哥德巴赫猜想挑战,至今说法不一。他太内向,对自己从事的项目向来守口如瓶,连最要好的同学、同乡也不轻易透露。从他的工作日程推算,估计是在1964年,当时,数学所绝大多数人都根据上级的安排,去参加农村的“四清”了,陈景润身体太差,平时又给人一种不过问政治的印象,于是,留了下来。他正好利用这段难得的空隙,实施他宏伟的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战略。

  早在1900年,德国数学家希伯尔特在国际数学会的演说中,把哥德巴赫猜想看成是以往遗留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并介绍给20世纪的数学家来解决。然而,它委实太难了,1921年,英国数学家哈代在哥本哈根召开的数学会上说过,猜想的困难程度是可以和任何没有解决的数学问题相比的。

  人类的攻坚精神是非常可贵的。解决这道难题不仅仅在于它的本身,因为,它跟解析数论中所有的重要方法都有联系。它的解决,可以提高解析数论的总体理论层次,而且还可以把它的结果推广到代数领域中去,从而引起数学领域中翻天覆地的变化。牵一发而动全身,其重要意义和迷人之处便在于此。难怪华罗庚会为之长叹不已:“哥德巴赫猜想真是美极了!可惜现在还没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它。”

  近70年来,世界数学界奋不顾身的攻坚者络绎不绝,恰似不断刷新世界纪录的竞赛:1920年,挪威数学家布朗首次打破寂寞,证明了(9+9);1924年,德国数学家拉代马哈证明了(7+7);1932年,英国数学家埃斯特曼证明了(6+6);苏联数学家布赫夕塔布于1938年和1940年分别证明了(5+5)与(4+4);1956年中国数学家王元证明了(3+4),同一年,苏联数学家阿·维诺格拉多夫证明了(3+3),1957年,王元又证明了(2+3)。这些结果的获得,是非常不简单的,但它们的缺点在于两个相加的数中还没有一个可以肯定为素数的。

  早在1948年,匈牙利数学家瑞尼另辟蹊径,证明了(1+b)。这里的b是常数,用他的方法定出的b将是很大的,所以一时人们无法定出具体的b来。1962年,我国数学家潘承洞与苏联数学家巴尔巴恩各自独立证明了(1+5),1963年,潘承洞、巴尔巴恩、王元又都证明了(1+4),1965年,阿·维诺格拉多夫、布赫夕塔布和意大利数学家朋比尼证明了(1+3)。捷报频传,距离美丽的顶峰只差二步之遥了。

  犹如攀登珠穆朗玛峰,越是接近绝顶,越是险象环生。冰川下,幽幽的深渊恰似魔鬼的血盆大口,随时准备吞噬冒险者。心气很高的陈景润在刚进数学所的时候,一位同学、同乡问他的志向,血气正盛的陈景润曾经响亮地回答“‘打倒’维诺格拉多夫!”谁曾料到,这一回,陈景润真的要向世界级的数学大师维诺格拉多夫挑战了,他要算出(1+2)。

  维诺格拉多夫是用“筛法”攻克(1+3)的,根据他的分析,“筛法”已经发挥到极致,要想再向前一步,必须另辟新路。陈景润不尽相信他的话,他决定对“筛法”进行重大改进,向(1+2)发起最后的冲击。

  熬过了多少日日夜夜,付出了多少艰辛和心血,委实很难计算了。石破天惊,一脸疲惫的陈景润在1966年春,庄重地向人们宣告,他得出迄今为止世界上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最好的成果〔简记为(1+2)〕,他证明了:任何一个充分大的偶数,都可以表示成为两个数之和,其中一个是素数,另一个为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消息传开,数学所震动了。

  此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刊登批判《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文章,知识分子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劫难。大祸将临,风云突变,处于急风暴雨中心的北京,更是人人自危。谁也无法预料,厄运会在什么时候落到头上。

中关村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到处都是大字报。昔日文质彬彬受人尊敬的学者、专家,一夜之间,全变成了丧魂落魄的“牛鬼蛇神”、“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国民党的残渣余孽”等等,挂牌、游街、示众,被“一脚踩在地上”,还要“永世不得翻身”。身穿草绿色军装的红卫兵,挥舞着军用皮带,耀武扬威地从街上走过,他们大多数是不谙世事的中学生,居然把打人视为是可以称雄于世的“革命行动”。

  每一个单位都出现了扎着红袖章的“造反派”。数学所当然也未能幸免。当一群人气势汹汹地涌向陈景润,把他当做“寄生虫、白痴、传染病患者”揪出来的时候,他茫然不知所措,一双疑惑的眼睛瞅着这群疯狂的人们:世界,怎么了?人们,怎么会变成这样?

平时不过问政治的他,政治毫不留情地来过问他了。而且,如此的严酷,如此的不容商量。这是一个极端蔑视法制、真理、事实的时代,几个人、十几个人或有一小伙人认为你是什么,便可以随便给你罗织罪名、上纲上线到吓人的程度,给你戴上一顶顶帽子,你无法申诉,也无处无人听你申诉,只好认了。不知有多少正直的灵魂,受到无端的鞭笞,以至扭曲、变形,甚至毁灭。毫无人性地蹂躏人格、尊严是极端残酷的。

数论王国中纵横驰骋的潇洒骑士,在现实世界中被丑化为一钱不值的垃圾,昔日的辉煌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不可饶恕的大罪。甚至连极为神圣的哥德巴赫猜想也遭到莫名的亵渎:批斗陈景润的人唾沫横飞,用最时髦的“革命”性的语言宣布:让哥德巴赫猜想见鬼去吧!(1+2)有什么了不起!1+2不就等于3么?吃着农民种的粮食,住着工人盖的房子,有解放军战士保护着,还领着国家的工资,研究什么1+2=3,什么玩艺儿?伪科学!

  最令陈景润不解的是,说这种话的人不是不懂数学、数论的人,他们明明知道数学,且研究颇深,对哥德巴赫猜想这道代表世界数学水平的名题,更是了如指掌。然而,却故意这么诽谤他,丑化他,这些人莫非是疯了?

西方的社会学家以人有人性和兽性的两个截然不同的侧面,来解释这种非常时期的荒唐。实际上,这是“文革”时期极“左”思潮泛滥成灾的结果。整个社会权力的失控和在极“左”思潮煽动下私欲派性的恶性膨胀,几乎使所有的真理都受到颠倒。覆巢之下岂有完卵,陈景润怎能逃脱这场劫难?

  一身清白的陈景润,徐迟曾这样描绘他:“他白得像一只仙鹤,鹤羽上,污点沾不上去。而鹤顶鲜红;两眼也是鲜红的,这大约是他熬夜熬出来的。”这是诗人深情的礼赞,严峻的现实是,美丽的仙鹤正经受着无情的讨伐!

  他是属于室一级的“牛鬼蛇神”,外出时,必须自己挂好造反派赐给他的牌子。那是一块二尺多长一尺多宽的三合板,上面用墨写着他诸多的罪名,一根细绳拴着,牌子不重,但是,那恶意的诽谤和邪恶的侮辱,却如沉甸甸的大山,压着身体瘦弱不堪的他。去食堂买饭,也要挂着。回来时,陈景润把牌子摘下来。精于计算的他,偶然发现了牌子的特殊用途,恰好可以用它遮挡从窗外射来的阳光。他用那台旧的收音机抵住牌子,挡在窗前。屋内,居然显得温馨了许多。

  高贵的数论已经被人践踏得不如一张草纸了。但陈景润像痴心不改的恋人,仍一如既往地恋着它。此时,他已搬到那间刀把形的六平方米的“锅炉房”中,没有锅炉,凸起的烟囱占了一个显眼的位置,进门的左侧,正好放一张单人床,一张断腿的凳子横着放倒,正好坐人,床,就成了书桌了。他伏在床上,仍然算他的数学。

1966年6月,虽然发表了他那篇攻克哥德巴赫猜想(1+2)的论文,但他知道,证明过程还有许多不足:过于冗杂,不简洁,还有失之偏颇和不甚明了之处。仿佛是上山的路,他上了峰顶,但路线尚不清晰,他要进一步完善它,简化它。窗外,门外,浊流滚滚,嚣声震天,陈景润揩干了脸上被啐的唾沫,深埋所受的创伤,仍是钻研他的数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不得不佩服和赞叹陈景润那已是痴迷得无法自拔的精神。

  当运动深入发展,目标逐渐转移到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新阶段以后,陈景润渐渐被狂热的人们忘却了。因为,较之于诸如国家主席刘少奇、前国防部长彭德怀和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等大人物,陈景润真的算不上什么。他开始把牌子提在手上,一手拿着碗,一手提着那块牌子,见没有人为难他,慢慢地,那块牌子便靠在窗前,只发挥它遮挡阳光的应有作用。他终于明白了,他也可以“自己解放自己”的。

围绕着陈景润这篇攻克哥德巴赫猜想(1+2)论文的发表,中国科学院有关部门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应当佩服仗义执言力排众议的关肇直,他奋勇为陈景润的辉煌成果担当起力荐发表的重任,面对种种怀疑甚至无端的责难,拍案而起,慷慨而激越地宣告:

  “我们不发表陈景润的这篇文章,将是历史的罪人!”

  斩钉截铁,掷地有声,如惊雷横空,江河泻地。真理的光辉终于战胜了邪恶的阴影。

1966年第17期《科学通报》,陈景润的《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赫然印在上面了。幸运的陈景润,赶上了“文革”前夕,这家权威杂志的最后一班车。此后《科学通报》就被迫停刊了。

  该文的发表,曾引起世界数学界的强烈反响,但不少人抱着怀疑的态度,不大相信中国数学界有此等奇才。同时,文章本身也确实存在有待改进的地方。很可惜,中国已卷入“文化大革命”的旋涡之中,烽烟漫天,斯文扫地,谁也无暇去注意国际上的反应,更没有人去重提陈景润几乎是以生命为代价换来的辉煌成果。非常岁月,黑白混淆是非颠倒,陈景润更是没有想到,一场带有毁灭性的灾难正向他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