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说:“他这一生就是不要命地工作”
,“他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最优秀、品质最高的奶。”
王元回忆起过去一起工作时的情况,他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陈景润的地位很低,任助理研究员,每月工资只有78元,住在6平方米的房子里,小的只能安下一张床和桌子”。有一段时间陈景润还被下放到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洗瓶子,后来还是在华罗庚的干涉下才调回所里。他“文革”中又住进“牛棚”,受到不少迫害。可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陈景润仍然还是坚持在做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王元问“这样的同志怎么会是为名利奋斗呢?”
王元认为陈景润是一个德才兼备的数学家、一个乐于奉献的数学家。“在极左路线时代,陈景润受到不少迫害,被带上‘为名利思想而奋斗的帽子’,这是对他的诬蔑和歪曲。”
王元院士:陈景润是如何做数学的
数论学家王元院士与陈景润院士共事40年。
“今天,陈景润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第一条就是他对数学的热爱和追求、一心一意做数学的精神,如果不热爱数学而又要做数学,对国家和个人来讲都不好;第二条是他不爱名利,我与他同事几十年,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我的级别都比他高一个档次,我是副研究员,他是助理研究员,应该说,他做得并不比我差,他也绝对不会认为他的深度不如我,但他对这件事完全不在意。1977年,他由助理研究员直接升为研究员,半年后我也升为研究员,我也不在乎,大家相安无事,如果大家都为这种事吵架的话,工作就别干了。现在学术界浮躁得很厉害,背后恐怕就是名利思想在作怪。”
王元与陈景润相识于1956年秋。王元195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跟随华罗庚教授学习数论。陈景润195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1956年,他的一篇题为《关于塔内(G.Tarry)问题》的论文受到华罗庚欣赏,应邀到北京参加当年8月召开的全国数学论文报告会。
“当时的印象是他有些书呆子气,见到华先生他可能太紧张了,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就不停地点头说‘华先生好,华先生好’,结果华先生就说,你跟王元谈谈。我们就这样认识了。”王元说。
在华罗庚的赏识和推荐下,陈景润1957年从厦门大学调到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王元说:“陈景润到数学所后很努力,但最初研究的不是哥德巴赫猜想,哥德巴赫猜想是我的领域,他做的是球内整点问题、华林问题等,他在这些领域都做出了很好的工作,发表了论文。应该说,到数学所后几年里,他是一个很好的解析数论学家。”
根据吴文俊的回忆和王元在一些文章和著作中的讲述,解决哥德巴赫猜想的意向最初由华罗庚提出,华罗庚曾说:“哥德巴赫猜想真是美极了,现在还没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它。”
在华老的工作基础上,1955年和1957年王元先后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中的“3+4”、“2+3”;
1962年,山东大学的潘承洞与苏联数学家巴尔巴恩分别独立证明了“1+5”;1963年,王元与潘承
洞等合作证明了“1+4”。
华罗庚曾对王元与潘承洞的突破感到由衷的喜悦,但他说过:“最使我感动的是‘1+2’。”
作为科学家,他代表一种精神。除了他卓越的贡献外,陈景润最让人怀念与感动的是他的精神。崔俊芝说:“他是张劲夫老院长所说的‘安钻迷’的典型。”
陈景润的工作不仅代表中国数学界的高峰成就,也代表了一种优良的传统。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文革”后,当他的事迹发表出来,几代人受到这种精神的感召,立志向数学、向科学的高峰进军。杨乐说:“这样的例子,我自己就能轻松地数出20个左右,他们都是改革后涌现出的科学家,在学术上有重要的贡献。他们见到我时曾说,是陈景润的事迹和精神影响他们走上了科学的道路。”
马志明说:“陈景润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非常之大,我们当时对他的崇拜比现在的追星族还深刻。”
杨乐希望年轻科学家学习陈景润持之以恒的工作精神,“长期坚持必定会在某个方面有所成就。纪念陈景润先生的意义就在于,我们要很好地发扬这种精神,最终使得我们成为国际上的数学强国”。
杨乐说,“我觉得陈景润的成功并不在于他有特别的天赋或他比别人更加聪明,而在于他长期的勤奋与努力、坚持和刻苦。今天,在陈景润逝世10周年之际,我们纪念他、学习他,不仅因为他对中国数学所作的贡献,还因为他长期坚持奋斗、克服困难的精神。在今天的新形势下,要发扬这种精神。”
一位法国著名的哲学家说过,费马大定理是人类思维的极限,是人类的思维能力不能解决的。但是怀尔斯把它解决了。然而,哥德巴赫猜想却仍然没有解决。陆启铿说:“我个人认为,似乎哥德巴赫猜想比费马大定理更加艰难。陈景润的工作距哥德巴赫猜想的最终解决只有一步之遥,然而,这一步比登天还难。自那时起,哥德巴赫猜想仍然停留在陈景润的地方。”
在“1+2”发表40周年、陈景润逝世10周年之际,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启铿作出了这样的评价:“陈景润的工作无疑是出色的,比我们这一代的数学家都好得多。他的‘1+2’工作至今是一个世界纪录,保持了几十年,没有被打破。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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