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8月20日，国际数学家大会在中国的北京举行，陈省身被推拥为大会名誉主席。

　　曾涛：陈先生您好，今天到您的家里来拜访您，非常高兴。

　　陈省身：谢谢，我也很高兴。

　　曾涛：我看过您写的一篇文章，您在文中说，您最美好的时光，都是在天津度过的。

　　陈省身：对，我的少年和青年时代主要是在天津。我是浙江嘉兴的人，我的父亲在天津法院做工作，所以他把家搬来了。我没有选择呀，我是小孩嘛。到了天津之后，我就进扶轮中学，就是现在的铁路一中。后来又进南开大学。所以在天津念书，差不多有八年。这是人生很愉快的一段时间。

　　曾涛：在那个时候您就想过以后会成为一个数学家吗？

　　陈省身：不会，不会，那时候，完全不了解数学可以成一个事业。爸爸送我上学，我上学就是了，并且我也没有很多竞争的意愿，功课反正过得去，但也不是了不得地好，数学比较好就是了。

　　曾涛：那时候您的人生理想是什么？

　　陈省身：我们那个时候正是中国最苦的时候，那时候年轻人的理想就是打日本。我到南开来念书，要路过海光寺，那里是日本兵营。经过日本兵营的时候，日本的守卫就拿着枪站在那里，在中国的土地上。我想那时候不止我个人，我们的同学在那时候最要紧的事情，是要保卫这个国家，最好是能去打日本。

　　曾涛：那您最后是怎么选择了数学的呢？

　　陈省身：我想有这么一点，数学我不用费劲，就可以念得过得去，我就觉得我是应该念数学的。英国有一个伟大的数学家叫哈代，他说过，你要决定能不能念数学，就看你上数学课的时候，是不是比老师好。我不能说我比老师好，不过我上课听懂数学完全没有问题。曾涛：在您读书的时代，世界的数学中心是在什么地方？

　　陈省身：19世纪的时候，数学最好的国家是德国，德国的中心是哥廷根，法国一直都很好，所以巴黎也是一个中心。我想两个最好的中心是哥廷根跟巴黎。

　　曾涛：那个时候您了解到这样的情况吗？

　　陈省身：我不了解。

　　曾涛：那您怎么一开始就会选择去德国留学？

　　陈省身：我就觉得，要念数学的话，一定要留学，在中国不能够学我所需要的东西。可是留学呢，我家里没钱的，我父亲是个公务员，所以我一定要考取奖学金。因此在南开毕业之后，我就考清华研究院。这个研究院有个规定，成绩好的学生可以派出国。这是出国的一个机会，所以我就考了清华了。清华研究院毕业之后，因为我的成绩还好，所以送我出国两年。清华的留学生大部分都去美国留学，但我感觉美国没有欧洲好，我就要求去德国，学校也准了。

　　我去的是汉堡大学，汉堡大学在德国不是一个很有名的大学，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才成立的，所以它的数学系很新，但是也很强。

　　曾涛：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您在汉堡大学时，您的那位老师布拉施克，是一位什么样的老师？

　　陈省身：我这老师在德国是最有名的一个几何学家，他是一个很伟大的数学家。他到过中国，我在清华做研究生的时候就听过他的演讲，所以对他的研究我知道一点，所以我到汉堡大学念数学，选择他作我的老师。他很高兴有一个学生是从中国来的。我头一次看见他时，他就给我一大叠他的最新的论文。我看了，而且看出他的一篇论文里有个漏洞，我就去问他，的确是缺少一点。他非常高兴，因为他没想到中国来的这个学生刚见面，就看懂了他的文章，还指出了他的漏洞所在，而且我后来还把他这个漏洞补上了。他叫我写篇论文，我立刻就写，就发表了。所以在汉堡就很成功，一下子老师就欣赏我了。德国的制度不像中国，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定，教授权利很大，他对我欣赏了，我以后就很顺利了。

　　我在德国念博士，花很少的时间，学校1934年11月开学，我1936年2月就得了博士学位了，一年半都不到。

　　曾涛：好像当时中国的教育部也对您这个成绩觉得很惊讶，因为一般用庚子赔款送出去的学生，都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才能学成。

　　陈省身：当时到德国，不像现在了，现在到德国去，都先会讲德文。那时我学了一点德文，但是在德国社会里头去混是完全不够的。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经验。当时我到了汉堡，别人都讲德文，我讲不了，想找中国人，汉堡有个中国领事馆，可是领事馆的人大部分都出去旅行了。所以我在那里是举目无亲，言语不通。不过也过去了。曾涛：那时候您的英语还可以吧？

　　陈省身：英语也不大好了。就是国内念的这些，而且我跟外国人的接触很少的。所以在那里有点可怜的。

　　曾涛：不过我觉得您那个时候也真有勇气，英文和德文都很弱，就直接去德国念博士。

　　陈省身：还是要补习德文的，我也补习了一点。在那里，我很快就得了学位。除了刚才所讲的问题之外，我还找了个题目，主要的是我懂得相当多，可以自己找题目，自己找的题目做起来就快了。所以我就一年多一点，就得了学位了。

　　得了学位之后，原先计划让我在国外学两年的期限也快到了。正好那时候美国又退回一批庚子赔款，国内设了一个文化基金会，也资助人到国外去工作，所以我就跟它申请，基金会又资助我在国外学习一年。

　　曾涛：当时您得了学位之后，您的老师给过您什么建议吗？

　　陈省身：老师给我两个建议，一个是去法国，跟嘉当学习。还有就是留在汉堡。留在汉堡这个计划也是很好的，但留在汉堡，就准备做数论，因为汉堡那时候有两个很伟大的数论学家。但是我觉得我已经学几何了，还是到法国去跟嘉当学习吧。

　　到法国去，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得念法文了。那时不像现在英文这么通行，而我的法国老师嘉当只讲法文。不过我不怕，我还是去了。

　　巴黎——师从嘉当的岁月

　　在巴黎，陈省身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跟随嘉当学习数学，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几乎读完了嘉当的所有著作，使他很快进入国际上数学研究的前沿。

　　曾涛：听说那时候嘉当在法国很有名，学生要见他很困难，很多学生排队轮流去他的办公室，谈一会儿就得出来。您怎么能够引起他的注意呢？

　　陈省身：嘉当是一个很有名的几何学家，我想一直到现在，也是20世纪最伟大的几何学家。法国的学生要跟着他学，世界各地来的学生也要跟他学。因为巴黎是世界的科学的中心，所以从国外来到法国念书的人很多。他是每礼拜四下午有一个办公时间，门口就站着一排人等着见他。法国人也不是说定时间，说我跟你讲十分钟或者二十分钟，没有的这么定的。有时候他讲多了，外面的人就继续等着他。我头一次见他时，他立刻就给我三个题目，那时候我听得懂法文，但讲得不好。所以我听懂了这个题目，但是我不会做，不会做我就没有理由再要见他了。有一天在学校里头碰见他，他说好久没看见你，你怎么样？我说你给我的问题我做不出。他说没有关系，你来谈谈吧。我就跑到他办公室谈谈。后来他这个问题我也会做一些了，然后他继续给我问题，我又做出一些。大概他对我的印象还不错，所以他后来就跟我讲，你可以到我家里来，不用再在办公时间来见我。刚巧，他家就跟我住的地方同一条街。当然我也不能太麻烦他，所以我大概两个礼拜见他一次，每次谈一个小时。去以前，我把我做题得到的结果，和要问他的问题，用法文写在一张纸上，去了，就递给他看，他这么看，就省得听我讲法文了。反正他讲的我能听得懂。就这样，每两礼拜一次，大概有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去跟一个有名的教授做工作。

　　他常常给我小问题，有的我做得出，有的做不出，有的他也做做想想。往往第二天我就收到他一封信，他说昨天你走了之后，我又想了想我们讨论的问题。然后他有一些意见什么的，都写在信里。所以我在巴黎的半年多时间，是很紧张的。因为每次要准备两个礼拜之后跟他会见的内容，就要很用功夫的，但这样也学了很多东西。他的理论在当时大家都不懂的，很难。但是他的理论后来成为几何上最要紧的东西。你要学一个东西，不能说只做大问题，小问题也要会做，你要是大师傅，你不一定只会烧个鱼翅，炒个肉丝也要炒得好。所以我跟着嘉当就学了很多。

　　曾涛：那个时候嘉当先生愿意每两个星期就让您上他家里一次，讨论问题，他为什么会给您这样特殊的待遇呢？

　　陈省身：我想他对我有些欣赏，因为他每次都有新的问题给我，虽然这些问题我不见得都能做，但是我已经能做一些。我做的这些东西，在法国还发表了好几篇文章，所以他对我相当欣赏。

　　曾涛：在法国学习那半年，您觉得终身都受益是吗？

　　陈省身：终身都受益。在法国巴黎这一段时间，以及后来在美国普林斯顿，这两段时间，我在整个的几何上，是作了一些贡献。你看，美国斯坦福大学数学系主任在文章里这么写的：“就美国几何学复兴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而言，我认为是陈省身于1940年代末从中国移居美国。”

　　曾涛：40年代您在普林斯顿这段时间，您的老师嘉当还在法国，我看过您的一些资料，当时您常常给他寄包裹，他特别感动，给您写了信：“几天前收到了你的邮包，这使我非常感动。我和我的全家都要感谢你。感谢你关心我们的食品需求，很遗憾我们眼下仍不得不为此操心，尤其是我那六个分别住在巴黎和普瓦蒂凯的孙儿们，他们将津津有味地享用祖父最好的学生从美国送来的美味的可可。那大一些的孩子将会饶有兴趣地得知这位年轻的数学家出生于中国，这对他们将是一堂生动的世界地理课。”

　　陈省身：那时候法国刚打完仗，他缺少东西，基本的东西都没有，糖什么都买不到，很苦，我就给他寄一些包裹。

　　曾涛：跟嘉当先生这样的交往，从老师到朋友，关系非常好，这真是人生的一种幸运。

　　陈省身：当然。不但如此，后来他的儿子跟我也是朋友。还有一个儿子在抵抗德国时被打死了。他的几个儿子都很有才的，我最近还写了一个信给他的大儿子亨利，他的大儿子比我大七岁，身体还好。

　　卓然名家——在西南联大和普林斯顿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三天，陈省身接受清华大学的聘请回到中国。由于战争，清华南迁，陈省身从香港辗转到了长沙，后又到昆明，受聘于西南联大数学系。

　　1943年，陈省身只身前往美国普林斯顿。在那里他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广义高斯-博内定理的证明，这是经典微分几何的高峰。在这里，他与数学大师韦伊和外尔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陈省身说，他一生最重要的工作是在普林斯顿完成的。

　　曾涛：在西南联大，您跟华罗庚先生、王信忠先生住一个屋子，你跟华先生很熟啊。

　　陈省身：跟华罗庚很熟，我们总在一块儿的。我是1930年到清华，他是1931年来的。后来我们在西南联合大学是同事，在昆明时住一个屋子。我们这三个教授住的屋子，也就这么大，每人一个床，一个小书桌，一个椅子，就把屋子摆得满满的。华罗庚和我是很好的朋友，他是很值得佩服的，他非常用功，比我用功。方面也很广，学问也很好。

　　那时生活是很清苦啊，通货膨涨，钱不够用。而且我已经结婚了，太太因为生孩子去了上海，到了上海之后，珍珠港事变发生了。那时候从昆明去上海要经过香港，珍珠港事变一发生，香港不通了，我太太就回不来了。我在昆明就一个人。在西南联大和华罗庚他们在一起的时间有五年，我一直是很努力的，五年中我还继续写文章，教新的课。文章寄到国外去发表，所以国外知道我，后来普林斯顿的教授维布伦希望我到他那里，但是那个时候要到美国去，基本的问题是哪儿来钱呢？谁给我钱呢？结果维布伦给我钱。他给了我钱，我就可以去了。当时普林斯顿就有点像当年的哥廷根的样子，是那时候世界上最好的一个研究数学的地方。

　　曾涛：那个时候因为二次大战的原因，欧洲的好多数学家都到美国去了。

　　陈省身：是的，很多都到美国去了，到美国就要找工作了，这么一大群人来都找工作，就并不太容易，就有竞争。但我的机会很好，他们给我补助，我可以在那儿过蛮好的生活。就在那个时候，我把嘉当的东西发展了。所以从几何学以后的发展来说，我的工作是基本的。

　　曾涛：那段时间在您一生当中，也是特别重要的。

　　陈省身：特别重要，我想我最重要的工作，在那时候做的。

　　曾涛：所以后来有人在评价说，是陈省身救活了美国的几何学。在美国有一种说法，陈省身就是微分几何。

　　陈省身：我是做了很重要的工作。

　　曾涛：在美国普林斯顿学习这段时间，您的家人都不在您的身边吧？

　　陈省身：是的，这六年是我跟我太太分开的时候，你看这个(陈省身指着墙上的一幅照片)这是我太太，去世两年了。常常想她，很容易就想她，时常我要找一个东西，从前找不着，我说你给我找找，她就找出来，现在当然就……找不着就找不着了。

　　曾涛：您刚才说，您太太到上海生孩子，因为香港交通中断，太太回不了昆明，而您后来又到了普林斯顿，那么当您回到上海时，见到您的儿子，他已经有六岁了。

　　陈省身：一口上海话了。

　　两代人的友谊——陈省身和杨振宁

　　1975年，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在自己的研究中发现了陈省身定理的美妙，惊喜之余，他写下了在海内外广为传诵的诗篇：“天衣岂无缝，匠心剪接成。浑然归一体，广邃妙绝伦。造化爱几何，四力纤维能。千古存心事，欧高黎嘉陈。”诗中把陈省身列为继欧几里德、高斯、黎曼、嘉当之后最伟大的几何学家。

　　陈省身与杨家有着长达几代人的交往，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先生是陈省身的老师，并促成了陈省身的婚事，而杨振宁在西南联大当学生的时候，陈省身给他上过课。

　　曾涛：您与杨振宁先生的父亲以及杨振宁先生的交往很长，与杨家好像很有缘分。

　　陈省身：当然，他一家我都熟的。

　　曾涛：我听说您的夫人就是杨武之先生给您介绍的？

　　陈省身：是的。其实我也没怎么恋爱，是她的父亲招个女婿。她父亲觉得我还不错，她也不错，她就听了父亲的话。

　　曾涛：很多人都知道杨振宁先生有一首赞扬您的诗，把您跟四位世界上最著名的几何学家相提并论。杨振宁在做物理学的规范场研究时，领会了维纤丛理论和陈省身—韦伊定理的美妙，感到非常震惊。

　　陈省身：数学有时候你觉得它很抽象，但实际上后来是有用处的。比方说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它主要的就是把物理解释成几何，这个几何就是黎曼。这个几何已经在那里了，那时候当然抽象得很，数学家都不大念这个东西。可是爱因斯坦利用这个东西来解释基本的物理现象。杨振宁做的“规范场论”杨—米尔斯理论，他用的数学就是我做的数学，他这“规范场论”很要紧的，因为你要表现物理现象，太简单的数学不够，这就要用比较复杂一点的几何。

　　曾涛：当时杨振宁先生不但觉得震惊，而且大惑不解，觉得你们数学家竟然可以凭空想出这些概念。

　　陈省身：这些概念不是凭空梦想出来的，它们是实在的，也是自然的。因为你表示两个东西的关系，要表示得密切一点的话，就是数。所以这个关系就是所谓的函数。这个数跟这个数有关系，用数学表示出来是函数，X的平方或者3X都是函数。物理现象，对付的时候比较复杂一点，单是一个变数不够了。一个变数的话，它的空间是一维的，就是直线。但一个东西，跟它有关系的不止一个因素，有好几个变数，所以你需要高维的空间，二维的三维的空间，二度三度的空间，就有多变数的函数。现在物理更复杂一点，需要一串一串的空间，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纤维丛”。我就是发展了“纤维丛”的数学理论，杨振宁做的东西，用的数学就是这个。

　　曾涛：那时候您在普林斯顿做得非常不错，成就也很大，那为什么还是要决定回来？

　　陈省身：我从来没想过不回国，我1946年回国，那时仗刚打完，很多人都想留在美国，因为美国刚刚从战争中恢复，也都需要人。当时有很多地方要叫我留下，包括普林斯顿。但是我说我要回国，就回来了。我后来在美国做的工作，那时是想回国来做的。我回来就办南京的数学研究所，我希望能够在中国培养一群数学的人，有很多人后来也很发展很好，像吴文俊、廖山涛、陈国才，都是很好的数学家。

　　曾涛：我们昨天刚刚采访过吴文俊先生，他很感激您当初把他送上了一条研究数学的道路。当时您是怎么看上他的？

　　陈省身：这个很简单了。从前西南联大一个叫作钱圣发的学生来看我，吴文俊认识他，就跟他一块来了。我当时不知道吴文俊行不行，我就说，你几时到我这个讨论班来讲一次吧。后来他来讲，讲得很好。我建议他做几个题目，他做得也很不错。然后他有个机会留法，当时我刚从法国回来，就介绍他去跟嘉当的儿子小嘉当。

陈省身猜想——中国成为数学大国

　　在美国，陈省身担任过美国数学会的副会长，创办了美国加州伯克利数学研究所并任所长。1984年，陈省身获得数学最高荣誉奖——沃尔夫奖，证书上这么写道：“他在整体微分几何上的卓越成就，其影响遍及整个数学。”陈省身把奖金全部捐赠给了他同年创办的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

　　2002年8月20日，四年一度的国际数学家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出席开幕式。

　　会上，颁发了有“数学诺贝尔”之称的菲尔茨奖。作为大会名誉主席，陈省身在开幕式上致词。

　　国际数学家大会上的一小时报告，被视为展示近期数学研究最新成就的报告，也被数学家视为最高荣誉之一。陈省身在以往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做过两次一小时报告，这也是数学界少有的。

　　这对于一个数学家来说，是他一生的殊荣。

　　曾涛：我知道今年在北京召开的国际数学家大会，是您在1993年向江泽民主席提议申办的，而且您还为此给世界著名的各国数学家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邀请信。现在，数学家大会马上就要召开了，您一定感到非常欣慰。我想知道，当时您提这个建议的初衷是什么？

　　陈省身：我觉得应该在中国开一次。我老早就跟这个会有关系，跟这些人都很熟。这个国际会议在许多国家都开过了，应该轮到中国了。中国是个要紧的国家，有不少数学方面的人才，年轻的人才就更多，所以应该在中国开，从数学家大会的立场，在中国开这样的会是合理的。

　　中国的数学是做得很好的，多少年来，世界有一个奥林匹克数学比赛，参加的人都是中学生，考试的题目范围不超过微积分的范围。中国在这种比赛中，大概在一二十年来，至少一半的一等奖，都是中国拿的，中国是成绩非常好的。比方说前年的比赛，它的规矩是每一个国家出六个人，中国出的六个人都得了金牌，所以中国第一。俄国是第二，它也是六个人，五个人得金牌。美国是第三，它是四个人得金牌，美国得金牌的四个人之中，有两个是华裔。所以中国至少在这个水平上，很有人才，再加上中国是一个这么大的民族，所以力量是大得很。虽然因为种种的原因，这些人最后不见得是搞数学，但他去搞别的，他的数学的能力，一种推理的能力，一种组织的能力，也会对他非常有帮助。

　　我想，现在国家对数学家，甚至于搞科学的人，待遇在改善。还要让他们有机会接触国际上最活跃的人，知道数学界的最新动态，而且能参与国际上的研究。在这方面，国家要支持，给他们这种便利。

　　曾涛：您在晚年怎么想到要到南开来办这样一个数学研究所？

　　陈省身：我想我们可以培养很多年轻人，我们现在南开的研究所在国际上都有地位的。我们找的年轻人，像龙以明、方复全、陈永川、张伟平，他们都不到四十岁，像他们这样的人，在国际上第一流大学都可以做教授的。我相信年轻人。

　　至于为什么选择了南开，这个很简单了，我头一个想法是，我不要在北京，北京太热闹了，我要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天津比北京好，离北京也很近，什么便利都有。

曾涛：您说过，您一直想写一本微分几何史的书。

　　陈省身：现在没有时间写，也不知道什么时间能动笔？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很多，工夫不够。

2003年08月20日 14:28 北京电视台世纪之约栏目

 编导：孙珉岑献青贾咏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