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内、党外，我有许多志同道合、亲密无间、心心相印的好朋友，其中包括不少科学技术界的朋友。但象华罗庚教授这样在国际上享有很高声誉的大科学家朋友却很少。这是因为我是一个没有技术职称的“土包子”，又从事行政工作，想结交高级科学家，总觉得机会太少。可是我和华老都找到了一条共同攀登的路。时间虽然不长，但我们携手并进。从他的学识上讲，他是我的老师；从感情上说，我们是亲密的战友。

那是一九八二年初，我国正处在能源非常紧张的时期。特别是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华东地区，煤炭供应有时朝不保夕，真是火烧眉毛。能源不能保，又怎能翻两番哩。西面有煤，运力不够，安徽两淮地区蕴藏着几百亿吨煤炭资源，因地质条件复杂，开发速度很慢，水近也不能解渴。我心中十分焦急。到底怎么办?

我想应当求助于科学，让科学给我们作个结论。我久仰“华氏双法”，但只知皮毛，不识根底，我深知我的知识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于是我向华罗庚教授求援，我写信告诉他我遇到问题和困难，希望用他的智慧、他的方法、他所率领的专家，帮助我们规划出一个经济、合理开发两淮煤炭的方案。华老很快回了信，愿意接受这个任务。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八日，双方专家议定了一个规划开发两淮煤矿包括时间、次序、投资核算的工作计划。在讨论两淮煤炭基地规划问题时，华老强调：科学要到生产中找课题，以主人翁的态度干工作。他说：“在二十年中我摸索出用双法搞组织管理，搞质量管理，效益很大。把双法用于区域规划，肯定是可行的。”四月份，华老亲自率队到现场察看矿井，每到一处详细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华者对建井技术非常关心，察看了用冻结法打的井筒，对用大钻机打井很感兴趣，虽然行动不便 ，还登上大钻机平台，观察设备和操作运转情况。

华老很谦虚，多次召开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座谈会，听取意见，经常工作到深夜，有时吸着氧气听情况。为了使更多的人 学会使用“双法”为四化服务，给上千人上大课。为了显示“双法”的作用，近亲自指导一个洗煤厂改善管理，当月就收到很好的效益，大家高兴极了。华老也很高兴，回来和我谈起时，他象小孩一样天真地微笑着。只进行一次现场调查，华老还不放心。在烈日炎炎的六月，华老二下淮南，亲自审查两淮规划方案草案，多次征求地方领导同志和矿上意见，并作了详细解释。他说：对两淮规划我们运用了统筹法，第一是调查研究，第二是揭露矛盾，第三是矛盾的转化。这个过程完成了，办法找到了，规划方案也就作出来了，比原规划建设速度可以加快，建设规模可以加大。他强调科学要精益求精，一步一步地干，关键是干。在北京召开的有各方面专家参加的论证会上，大家一致赞赏在华老亲自领导下作出的两淮煤炭基地规划方案和十项措施。

这个规划的结果是：(一)建井周期可以缩短一年半至 两年；(二)建设规模可以加大，到本世纪末每年可减少北煤南运三千万吨，缓和津浦、京汉两条铁路运输压力；(三)十年后通过淮河、长江、大运河每年可以运煤一千四百万吨，节约大量运费。利用淮河运输不仅可以不占或少占农田，还可以挖航道造田，并为数十万 亩农田创造灌溉条件，为城市提供清水，改善自然环境，保持生态平衡。华老最后说，这只是从科学管理、科学组织上挖掘出来的潜力，如果加上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潜力还可以再挖出一些。他在会上谆谆劝科学家们到生产建设中去，施展自己的才能。 他在另一次会上，对胡耀邦总书记肯定他在这方面的努力和成就，表示由衷的高兴，以非常愉快和十分激动的心情，谈到这件事。从他讲话中可以看出他的精神更加焕发，他忘记自己是年老而有残疾的人。

华老举世闻名却异常谦虚，中美国际工程公司协作单位联席会上，面对上百名专家学者，他以切身体会发表了“藏拙不如现丑”的精辟演说，博得热烈的掌声，大家很受感动。从这一段交往中，我认识了华罗庚教授。我经常背诵“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句诗，孺子牛当是怎样一个形象呢?在华罗庚身上，不是表观得最明显吗? 从两淮规划后，我又邀请华者担任在美国进行的我国最大的露天煤矿--准格尔矿可行性研究的中方顾问。在他参与这一工作过程中，为美方技术人员所敬仰。华老发现美方专家在进行工作时，所采用的程序、方法和他的方法有类似的地方，但美方的工具比我们先进。他主张通过合作，把美方的方法和工具引进来，共同发展。

美方专家发现，华老是一个真正把理论用于实际获得非常突出成就的科学家。美方专家对我说，世界上这样的数学专家实在太少了。华老把这一段工作向赵总理写了报告，说明开发准噶尔煤矿是可行的，是有重要意义的。但这个项目大，涉及面广，他建议必须有一个统筹规划的整体方案，才能达到预期效果。

为了引进从勘测、可行性研究、设计、施工管理、培训、采购、试生产的一条龙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改革我国民期采用的分段的、分割的、分散的管理体制，华老和我共同建议与美国一家建设大型项目最有经验的公司组建一个合管公司，把美国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与中国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结合起来，取长补短，为我国四化作贡献。当公司快要组成的时候，中方、美方不约而同，几乎同时都推荐华老作为中美国际工程公司总顾问。公司成立了，华老亲自主持咨询委员会的工作，为公司奔忙。这次到日本主要是讲学，同时也担负一部分公司的任务，他的声望，他的实际工作，他的表率、模范作用，是给司业务工作 开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公司第二次董事会按时在旧金山召开，我邀请他一同出席。他很高兴，答应前往。后来因为与访日日程有矛盾，他给我一封信，说明不能去了。没有想到这封信竟成为他的遗墨。

几年来他和我通过好多次信，从字体上看，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但一经见面却看到他的精神越来越旺盛。他告诉我，至少还能工作五年。我本来相信他还会为祖国服务几年，我们计划要办的事情也很多，不幸，突然的事情发生了，他倒在讲演台下。倒下去的分量这么重，全世界都感觉到了。他实现了他宁肯死在岗位上，也不死在病床上的誓言，可是大家再也见不到他的微笑、庄严而又慈祥的容貌了。悲恸无法说，损失无法补。现在我只有以他的革命的、科学的、实干的、谦虚的、献身的精神激励自己，纪念我的最好的老师，最好的朋友！

(本文作者系原煤炭工业部部长兼中美国际工程公司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