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贵在有一点精神，陈景润的血液里，流淌的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不甘屈服铁骨铮铮的气质。他没有丝毫奴颜和媚骨。

成名后的陈景润，却在一个特殊的场合哭了，而且哭得那么伤心。

1984年，美国数学家到中国访问，主动要求拜访陈景润。陈景润在数学所接待他。当时，盛传苏联人已经攻克了哥德巴赫猜想的（1+1），陈景润得到这一消息，很是伤感。座谈中，谈及这个问题，美国数学家告诉他：这是误传。客人礼貌而谦恭地解释说：“这是不可能的，世界上如果能算出（1+1），第一个应当是你。”陈景润听了，后来经过有关部门核实，这一消息确系误传，陈景润一颗心才稍为平静了些。

恰似登山比赛，当人们得知陈景润已经算出了（1+2）以后，全世界有志气的数学家，都把前进的标尺定在（1+1）。冲刺峰顶，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光荣和自豪。已在这一领域中遥遥领先的陈景润，怎肯轻易把这一殊荣拱手让给他人。

从70年代初期开始，陈景润就横下一条心，要尽全力拼搏，争取为这场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跨世纪之战，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转眼十年过去了，三千多个日日夜夜，无声地消融在杳无踪迹的跋涉之中。路，在何方？“梯子”在哪里？回首往昔，莫名的惆怅和感伤，情不自禁地浮上心头。

播种，耕耘，收获，遵循劳作的常规法则，能够在付出艰辛之后，得到应有的成果，自然是一种幸运和安慰。这场攻克（1+1）的世纪之战，其深刻和悲壮之处在于，它超越了一般劳作的常规法则，并不以艰难竭蹶的付出，作为衡量收获的标准。科学的严酷在这里表现得如此的冷峻无情，百分之百的付出，而收获往往是苍白无奈的零。

能出现“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奇迹么？陈景润曾无数次期盼过，从冬盼到春，从黑夜盼到天明，当失望如日复一日的平庸，几乎把心灵磨出老茧的时候，最刚强的汉子也会为蹉跎岁月而感到深深的忧伤。

陈景润十分清楚自己所处的环境和地位。他不是那种急流勇退的人，他在取得辉煌之后，不像那些在体坛上荣获世界冠军奖牌的选手，有资格从容而体面地举行告别体坛的盛宴，然后去开拓另一片崭新的天地。他给自己定的人生座标，是攻克哥德巴赫猜想（1+1），这才是真正的“世界冠军”，为此，他自觉地破釜沉舟，断了退路。只要生命还存在一天，他就要不懈地走下去。这种“傻”劲，与生俱来，不可移易。

　　多年来，世界各国的数学家都严密地注视着中国，注视着神奇的陈景润。外国人很长一段时间不理解，凭着一支笔和几麻袋的草稿纸的中国人，怎么有如此的能耐捧走举世瞩目的（1+2）。而陈景润更是瞪大了眼睛，注视着世界数学界的动态。苏联、美国、法国、德国，甚至同是东方的日本，都有一批世界级的数学大家，强手如林，竞技场上，鹿死谁手，实在是难以断定。世界如此之大，不知道哪一天会从一个并不出名的地方，突然杀出一匹黑马，令所有的数学大家们都目瞪口呆，利索地把皇冠上最璀璨的明珠摘走，这种传奇式的事情，科学史上已不算新鲜了。

必须赶快做，抢在洋人的前面，抢在生命之旅的前面，一种强烈的紧迫感，一次次叩击着陈景润的心弦。他不敢懈怠，也无法懈怠，一天当做二天甚至三天来用，对他已是习以为常了。  

1984年的夏天，一位德国的数学家访问中国，他慕名找到陈景润。他们谈得很投机，坦然相谈，他们一起讨论攻克哥德巴赫猜想问题，说着说着，陈景润哭了，而且哭得很伤心。来访的外国朋友并不感到突然和意外，只是静静地坐在一旁，仿佛，在细细体味这位东方数学奇人的心境；仿佛，在默默分担这位数学同行的焦急和忧虑。陈景润的助手李小凝也端坐一旁，他没有劝解，也不知道怎样劝解这位老师辈的数学巨匠。这是他第一次看到陈景润流眼泪，听到陈景润那令人心碎的哭声。是痛感自己经过十年苦斗，毫无进展而悲伤，还是......？

事后，人们也没有去问陈景润。人们只是发现，陈景润仍是一如既往，匆匆地走进数学所那被称为“二层半”的资料室，他坐的位置是固定的，靠窗桌子前的第一个位子，即使他没有来，人们也很少去坐它。只是人们已经深深了解他的习惯，一钻进资料堆中，就舍不得出来。每到下班时分，值班的同志都要细心地去搜寻一遍，以免重演把陈景润反锁进资料室中过夜的事情。

陈景润在加快速度，在用自己生命的最后力量，去迎接那个世界数学家期盼了两个多世纪的神圣日子。长期苦战，他已经在疲惫之余，感到身体的不适。一到冬天，特别怕冷，从脊梁骨中感到透心的冰凉，视力也开始下降，只有那颗不泯的心，还是炽热的。　

陈景润开拓了数论研究中一个崭新的时代。他那瘦弱的身影，几乎凝聚了全世界所有数学家关注倾慕的目光。自负的日本人，对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称道两位数学奇才：一位是祖冲之，一位便是陈景润。他们由衷地在这两位中华俊杰面前顶礼膜拜。

可惜的是在他生命最后的十多年中，帕金森氏综合症一直在困扰着他，使他长期卧病在床而不能实现夙愿。但最终解决哥氏猜想（1+1）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