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朝初年至唐中叶的“安史之乱”时期，属丝绸的“庸调”时代。唐代初兴之时（公元619年），唐高祖颁布了一项赋税制度，这就是著名的租庸调制：“每丁租二石，绢二匹，绵三两。”公元624年，高祖又重新颁布租庸调细法：“每丁岁粟二石，调则随乡所产绫、绢各二丈。……凡丁，岁役二旬，若不役，则收其庸，每日三尺。”

　　庸调制度的特点是以丁为征收单位，同时把力役也以布帛的形式来代纳。这是它不同于前代实行的户调制所具有的先进性。唐代每丁均有服役期，但通常都是由匠籍的人们承担，而普通男丁只需以绢代庸。一个普通丁男每岁需交给政府的庸调合计为两匹绢。以绢代庸，保证了农民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家业生产，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唐代经济的发展。同时，政府征税的时间较合理，一般在每年秋季。而唐代所养之蚕多为春蚕，如此自养蚕到织绢的整个工序可在秋季前完成，正好赶上法定交纳庸调的时间。

　　“庸调”时代是中国古代正常丝绸赋税收入的高峰期。根据史书记载，天宝某年，官方的庸调丝绸收入量达740匹，为政府收入丝织品量最多的一次。这与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是分不开的。唐代前期，“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了最高峰。由于政治开明，注重发展生产力，商业繁荣。有了如此安定的社会生产基础，唐代丝绸的生产也达到了高潮。当然，政府征纳的庸调高峰也随之而来。

　　庸调征收的丝绸主要来源于黄河流域、四川巴蜀和东南三大丝绸生产区。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江南地区在经历了北方大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的生产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也逐渐成为重要的丝绸税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