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唐时期是中国丝绸大转折的时期。尤其是唐朝，它既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丝绸史上最为灿烂的一个篇章。

　　随着汉代西北绿洲丝绸之路的开辟，中国同西亚、中亚等地区文化的交流更加频繁，其中丝绸起了很重要的媒介作用。张籍在《凉州词》中说“边城暮雨雁飞低，芦苇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正是在这种多元化文化的冲击下，晋唐丝绸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兴技术和中西合璧的艺术风采。众所周知，无论是纬线起花，还是斜纹组织，都是西方的织造传统。在极为开放的晋唐时期，堪称丝织品之冠的织锦不仅从平纹锦过渡到了斜纹锦，而且其显花组织也从经线显花转为纬线显花。

　　纬锦的出现，在中国丝绸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虽然纬锦织机较复杂，但操作简便，较之中国传统的经锦更利于图案的换色与花纹的细腻表现。唐代织锦大多色彩繁丽，花纹精美，走出了汉魏的“稚拙”，这与采用纬线起花的技术革新是密不可分的。

　　以绫为代表的暗花类丝织品也是一个证例。这里所说的暗花物，是指在本色地上显示相同颜色花纹的一种织品，由于织出的花纹不很明显，故称为暗花织物。早期的绫是平纹地起花，这种绫一直盛行至唐初。但到了唐代之后，则改用斜纹地起花。绫在唐代十分盛行，朝廷禁止私人织制，并以绫为原料制作百官常服。通过频繁的文化交流，唐代工匠不断汲取西方纺织文化的营养，不仅改进了传统技术，还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丝绸图案，从而使中国丝绸进入了光辉灿烂的黄金时代。

　　首先是纹样排列的变化。中国传统的丝绸图案惯用通幅排列和菱格骨架来表现，多见于汉锦和绫绮织物。到了北朝时，受西方图案的影响产生了圆形骨架的团窠排列。波斯萨珊王朝的那种在图案的四周饰以一个个圆圈，犹如一串串珠子的“联珠纹”，成为晋唐丝绸纹样的主流。

　　唐太宗时有一个叫窦师纶的著名花样设计师，在西方纹样的基础上创新了一种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陵阳公样”图案。他用环式花卉或卷草代替联珠纹，以中国传统动物主题替代西域诸神。这种将动物置于花卉环的团窠，在中国整整沿续了数百年之久。这件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中的团窠宝花水鸟印花绢就是典型的“陵阳公样”。该印花绢的纹样以宝花作环，花环中的图案以水鸟为主题。

　　其次是纹样内容的改变。唐代丝绸纹样的题材已从原先充满神秘色彩的飞禽走兽转为充满生活气息的花鸟植物纹样。来自西方的忍冬纹、葡萄纹等颇为盛行。如要反映唐代文化那种兼收并蓄、雍容大度的时代风格，非宝花莫属。宝花其实是一种综合了各种花卉因素的想象性图案。叶中有花，花中有叶，虚实结合、正侧相叠。出土于新疆吐鲁番唐墓的红地花鸟纹锦是一幅色彩保存极佳的宝花纹织物，共有真红、果绿、棕、海蓝五色，图案中心为一放射状团花，由中间一朵正视的八瓣团花与外围八朵红蓝相间的小花组成。团花四周百鸟争鸣、蜂蝶飞舞，显现出一派春意融融、生机勃勃的景象。另有四簇写生型折枝花散落其间，标志着走向自然、清新的审美趋势。后唐的丝绸纹样大抵如此，为宋代丝绸纹样流行写生折枝花卉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