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宋朝统治者改变了传统的轻商、抑商政策，从而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丝绸的流通更加普遍、频繁。不仅在都市，而且在农村，丝绸的流通也在大量增加。宋代城市经济十分繁荣，十万户以上的城市多达50个左右。在大都市，还放宽了以往对营业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坊（即现在的居民区）和市（商业区）之间不再隔绝，夜市和早市热闹非凡。在这种氛围中，丝绸贸易蒸蒸日上，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中又以北宋时的东京（现开封）和南宋时的临安（现杭州）最为昌盛。“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则是当时东京丝绸贸易兴盛情景的真实写照。

　　公元11世纪，南宋朝廷偏安江南，定都于临安。随着政治重心的南移，大批技艺精湛的纺织工匠也定居江南。于是，丝绸生产的重心转移到了江浙一带，临安不仅处于丝绸生产兴盛的区域，而且又是丝绸的重要产地，丝绸贸易比东京更为昌盛。

　　从上古直至西晋末年，北方丝绸的生产水平一直领先于长江流域。魏晋隋唐时期，全国形成了三大丝绸产区：黄河流域、四川盆地及长江中下游。经过漫长的南北两地织工的技术交流，从南宋开始，中国丝绸已完成了从黄河流域向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转移，而且江浙两省至今一直保持着丝绸大省的地位。

　　长江流域在南宋时期成为中国丝绸业的生产中心，这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也有着许多历史机遇：自东汉末年以来，黄河流域的中原大地一直处于长期混战中，相对而言，长江流域却比较安定。北方的民众为求生路，纷纷渡江南下。他们不仅为南方经济提供了大批劳动力，而且带去了农业、丝织业等先进技术。南移的汉族与南方土著人民共同辛勤劳动，在南朝时，南贫北富的局面已开始扭转，比之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描述的地广人稀、生产落后的景象，已大为改观。

　　从隋朝开始开凿的大运河，为南北经济的贯通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到了唐朝，统治者更加注重发展南方的丝织业。唐大历二年（公元767年），薛兼训任浙江东道的最高军事长官时，看到农村养蚕不普遍，机织生产技术还比较落后，于是从他的部队中挑选了一批来自北方的未婚士兵，让他们回家乡选择善于缫织的能手为妻，并带回南方。从此，浙江绍兴一带的织造业突飞猛进。现在的浙江人应该感谢这位在江东做“红媒”的薛大人。但从当时的总体状况来看，江南的丝织业仍然落后于北方。

　　自唐朝“安史之乱”后，北方再次陷入长达一个世纪的喋血干戈中，丝绸业呈现萎缩状态。南方小政权的统治者为了安定社会而兴修水利，奖励耕织。如当时吴越国王钱鏐（杭州“西湖十景”中的“雷峰塔”就是其在位时所建造的）则“闭关而修蚕织”，为后世太湖流域的蚕丝生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宋代建立之初，北方经常受到少数民族的侵扰，桑林也遭到了野蛮的砍伐，而南方较安定，且气候、温湿度等自然条件都有利于蚕、桑的生长。因而在宋室南渡定都杭州后，杭嘉湖地区的丝织业日益昌盛。加之江南地区人杰地灵，文化发达，于是，这里的丝织品与人文相结合，艺术品味有了新突破。

　　据当时的史料记载：北宋时全国租税和上贡的两项丝织品中，黄河流域占全国总量的三分之一，长江中、下游各占三分之一。其中，两浙一路（相当于现在的浙江省）就占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一。这些数据都反映了位于长江中下游的江浙地区丝织业在宋代已跃居全国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