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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与社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核能的威力尚鲜为人知，但1945年8月6日，原子弹在广岛的爆炸，全世界为之惊愕，感到迷惘，人们不知道这种东西的突然出现，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尤其是人们不知道应当如何对待这种庞然怪物，因为人的力量在它面前显得太渺小了，人们在它面前小心翼翼，不知所措。
科学家们预见到了这种情况。早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第一次核试验以后的第五天，拉宾诺维奇就提出了战后教育计划的备忘录，他写道：“长远问题就是教育问题，教育我国及其他各国人民，让他们了解，只有改变我们的世界政治体系以使我们能够有效地防止核子战争，我们的文明才不致被毁灭。”当时他们是世界上唯一的即将掌握核武器的国家，科学家却担心未来核军备竞赛可能会导致文明遭到破坏。足见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之增强，科学家对国际政治结构的改革比政治家的要求更为强烈。我们只要看一看1945年6月11日科学家们给美国政府的《弗朗克报告》中所提到的：“在没有一种可以使诉诸武力来解决国际冲突成为不可能的国际权威的情况下，各国仍然能够靠一个专门禁止军备竞争的国际协议，从必然导致双方全部毁灭的道路上摆脱出来。”再想一想战后50多年来关于军备与和平问题的争论，我们不能不承认，从一定意义上说，科学家把握历史的轨迹已接近于历史的正确方向。进入21世纪以后科学家的呼声更为强烈。
1945年11月1日，橡树岭、洛斯阿拉莫斯等核科学研究及工业机构的专家们，离开实验室，云集华盛顿，组成了原子科学家联盟，目的在于推行广泛的教育计划。科学家们得到机会，或利用各种场合，向人们细说原子弹的“秘密”所在，也谈到核能在和平时期加以利用的可能性，科学家们甚至同国会议员讨论了核武器垄断会导致的后果。
宣传教育的效果是十分令人满意的，政治家们“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热情十足地抓住了意见的要点。”美国的辛普逊后来在总结两年工作时于1947年这样写道。
在1946年初，2000位自然科学家参加到美国全国的地方科学家组织中，成立了16个以上的组织，并在华盛顿设立了常驻办公地点。在国家生活中，这类组织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旨在履行科学家的社会义务并为推进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由于科学家没日没夜的努力奔波演讲呼吁，使他们很少有时间去从事本专业的工作，仅就芝加哥大学来说，在1945—1946年最活跃的时期，科学家每月要花240小时以上的时间来参与教育计划和政治活动。这意味着他们耽误了两年宝贵的研究时间。长此下去，当然不行。但他们的辛劳是有益的，这就是他们对科学的社会功能的理解已逐渐为政治家及社会科学家所接受，自然科学家的思想有助于他们制定控制原子弹的计划。
核能及其他新科学的信息的广泛普及和传播，应该作为一种例行的公众教育去完成。
 科学家的责任感
以核制核保卫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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