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生物的保护

　　随着文明水平的提高，人类亦逐渐认识到北极生物多样性的重要。这主要是北极生物与恶劣的环境长期适应，形成了地球基因库中独特的物种。其中任何一个物种的丧失，对人类来说都是不可弥补的损失。对于动物是如此，对于植物也是如此。

　　目前，就野生生物的利用问题，以生存、娱乐、商业和科学为目的的各派之间仍在进行激烈的论战，但当北极的野生生物量难以满足所有各派的要求时，就必须努力制订一个分配方案，以防止这种资源耗尽、物种消失和生态系统被破坏。例如，阿拉斯加的商业性捕捞危及鱼类的繁衍，州政府就对此进行了干预，只允许那些持有许可证的人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渔场作业。然而，这套措施也并非完美，因此，又引起了新的矛盾，因为这项措施对以渔业为生的土著人影响很大。娱乐打猎与生存狩猎者之间的冲突由来已久。为生存服务的狩猎者对娱乐狩猎者设置的种种现代化器具恨之入骨。娱乐狩猎者希望开放阿拉斯加国家公园，而目前该地区仅限于生存狩猎。

　　在俄罗斯北部，野生驯鹿消费者和养殖者之间的冲突也是很独特的。在泰米尔，随着野生鹿群的扩大，养殖鹿群可以放牧的草场越来越小，双方对有限的草场的竞争加剧。养殖驯鹿的专家指责野生鹿群破坏了人工草场，带来了传染病，在大规模迁徙时还带跑了他们辛辛苦苦养殖的驯鹿。在俄罗斯北部，有26个部落从事驯鹿的养殖，野鹿数量的减少对于养殖者来说是有益的，然而却又伤害了那些以野鹿为生的部落的利益。

　　环境保护主义者力争对野生生物的利用采取一种限制，以便保护濒危物种或使野生生物资源得以持续利用。因此，他们关于北极野生生物争论的焦点在于种群规模和减少原因的问题上。例如，对于阿拉斯加以狩猎为生的土著居民是否杀害了太多的母熊以及挪威的捕鲸者是否捕获了太多的鲸都存在较大的分歧。然而，统计野生生物的数量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对于海洋生物来说更是如此。1977年，国际捕鲸委员会禁止了弓头鲸的捕猎，因为有项报告说北冰洋西部的弓头鲸总量少于600头。而爱斯基摩人却不同意这项报告。又经过广泛的调查核实，生物学家们得出结论，他们早期的统计数字是错误的，现在科学家们报告的弓头鲸数量是4000头以上。

　　1993年8月来北京访问的美国阿拉斯加巴罗考察站的生物学家托马斯·阿尔伯待解释说，之所以发生这样的误差，是因为前期统计弓头鲸数量的科学家只统计了沿着冰缘迁徙的鲸的头数，而当时他们并不知道很大部分的弓头鲸是从冰下走的，但土著人深深知道这一点。目前弓头鲸最新的统计数是6～7千头，土著人每年捕杀50头不会影响该地区海洋生态系统的平衡。由此看来，在保护北极野生生物及其生态系统的问题上，还需要科学家、土著居民、环境保护主义者和有关政府组织的密切合作，否则就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茂密的森林

　　一些保护动物的支持者正努力寻求一种使猎人尽可能用最人道的手段捕获动物的途径。有组织地反对捕杀幼海豹的活动始于50年代，当时的组织者们认为当着母亲的面屠杀幼畜太残酷了

　　然而，动物消费利用者和保护者两大阵营的冲突却不能由生物学家、准确的统计数或更人道的捕猎方法来化解。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核心价值观的冲突。绿色和平组织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当我们感觉到自己存在时，我们也必须同时感到其他形式的生命存在——鲸、海豹、森林、大海。”杀戮动物对动物权利的支持者来说是不能接受的。该项运动的一些领导人甚至认为这个原则对以捕猎为生的土著人来说都不能例外。

　　动物利用者组织最近也在积极行动，如加拿大捕海豹协会和土著捕猎者联盟已经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叫做本土生存国际的组织，他们联手反对在北极的反狩猎运动。加拿大北极资源委员会也与土著联合，积极支持反动物权利运动。一些环境保护团体内部则出现了分歧，像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与动物权利维护者之间拉开了距离，前者支持以狩猎为生的土著。美国一些有影响的动物保护和环境保护组织也已明确只涉及北极的动物保护，而不是权利。

　［上一页］［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