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印刷

　　五代时期，佛教有了一定的发展，在一些割据的国家，由于统治者的特别提倡，佛教非常兴盛。据记载，后周显德二年（公元955年）时，有寺院二千九百六十四所，僧尼六万一千二百人，说明当时佛教的规模是很大的。而当时的佛像佛经印刷，也遍及南北各地，流传下来的五代佛教印刷品也较其他印刷品多。在敦煌石室，发现了以下几件五代印刷品。

《观世音菩萨像》

　　《观世音菩萨像》，其形式为上图下文，文中刻有“曹元忠雕此印板，奉为城隍安泰，阖郡康宁”，“时大晋开运四年丁末岁七月十五日”（公元947年）“匠人雷廷美”等字样。这既有主持刻印者姓名，又有刻印的年月日，更为可贵的是载有刻工的姓名。根据曹元忠当时任瓜沙等州观察使职务，可推断印刷地点就在敦煌附近。

《大圣天王像》

　　同年，曹元忠还请匠人雕印了《大圣天王像》，其形式也为上图下文，构图更为复杂。在后晋天福五年（公元940年），曹元忠还请匠人雕印了《金刚经》。曹元忠刻印的还有《圣观自在菩萨像》。还有一幅现在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大圣文殊师利菩萨像》，和曹元忠刻印的其它几幅佛像风格相近，据推断也可能是请人刻印的。所以，在敦煌曹元忠组织工匠刻印了较多的佛像佛经，这在五代印刷史上，应占有一定地位。

　　五代时期，在政治、经济、生产上，吴越国是比较稳定、繁荣的朝廷之一。吴越钱氏诸王信奉佛教。忠懿王（947-978），崇信甚笃，曾大量修建寺庙，兴造佛塔，雕印佛经。本世纪以来，吴越国雕印的佛经实物多有发现。1917年湖州天宁寺改建过程中，于石幢象鼻内发现了数卷藏存的“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卷首扉画前有“天下都元帅吴越国王钱弘印《宝箧印经》八万四千卷，在塔内供养。显德三年丙辰（956年）岁记”。可谓是大规模的印刷活动，仅比公元953年完成的儒家经典书籍略晚三年。

钱弘叔于956年刻印的 《宝箧印经》

　　1924年杭州雷峰塔倒塌，在有孔的塔砖内再次发现《宝箧印经》。经卷有题记“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砖塔，永充供养。乙亥八月日记”。乙亥是宋太宗开宝八年（975年）。同时还发现了藏在砖塔内的塔图印本。塔图全长1米，每层画一塔，四塔连接，画有佛经故事。记文中有丙子记年，为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图经刻印比佛经晚一年。论时代已入宋朝，其时吴越国并未纳土，仍应列为五代时期的印刷品。

钱弘叔于975年刻印的 《宝箧印经》

　　1971年，浙江绍兴城关镇出土了金涂塔一座，从塔内再次发现佛经一卷。题有“吴越国王敬造《宝箧印经》八万四千卷，永充供养。时乙丑岁记”。乙丑为宋太祖干德三年（965年）。这份经卷文字清晰，纸质洁白，印刷精美，非常珍贵。

钱弘叔于965年刻印的 《宝箧印经》

　　吴越国的有名僧人延寿和尚，也印了大量的佛经，他很得宠信，赐号智觉禅师，先后主持灵阴寺、永明禅寺。他曾主持印刷过《弥陀经》、《楞严经》、《法华经》、《观音经》、《佛顶咒》、《大悲咒》等佛经。还印《发界心图》七万余本，有的印到十万余本。他的印刷活动大约在公元938年至972年之间。
　　
　　五代吴越印刷佛经的活动，促进了这一带印刷业的发展，造就了一批刻版、印刷能手，因而在宋代，杭州成为全国重要的印刷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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